盗用寺名做商名 中国式“佛商”该上岸了
或许又是一例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普罗大众口中，少林寺其实是“少林寺景区”，潭拓寺是“潭拓寺景区”、戒台寺是“戒台寺景区”等等。以至于“法门寺”，真名叫做“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”，而这个政商合资企业的发展计划书标题为《陕西宝鸡法门寺发展战略策划纲要》。
从国家工商行政系统对于企业名称的管理规定来看，上述寺院的名称，就像“同仁堂”、“健力宝”这些概念一样，实际上被直接用作了经营单位的“字号”、“商号”，起到的全然就是“注册商标”的意义和作用。冠名，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，在中国的“宗教经济”领域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寺院名号被滥用，有没有维权的可能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这方面的监管不力，有没有完善的可能？拦路卖票、以寺冠名、功德箱财政、政商把持的“寺院管委会”这些曾经为了搞活经济而不惜代价的“不争论”，这些摸着石头过河过了三十多年的“基层创新”，什么时候才能全面考量得失？什么时候才能“全面上岸”？
且不说“法门寺景区”庞杂到包括温泉疗养、灵境墓地等活人、死人经济同步发展的大型经营范畴，单以小型的“潭拓寺景区”为例，从其较为单纯的收入结构（下图），就能判断一个景区和一个寺院的距离。
资料来源：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0年《潭柘寺景区创5A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》
潭拓寺景区的官方文件里清晰载明，该景区的经营范畴是：“旅游开发服务；生产销售旅游产品、旅游纪品、花木；销售包装、食品、酒、工艺美术品、冷饮；停车场收费”。这是个连酒都卖的景区，其官方网站的进站首页，赫然却是“潭拓寺”的大招牌（下图）。这让真正的潭拓寺修行僧团，该怎么设计自己的网页？
从国家既有的明文规定来看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4年第10号令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一章第二十条载明：“企业名称不应当明示或者暗示有超越其经营范围的业务。”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2年修订的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条第2款规定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“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”的内容和文字对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要求登记主管机关予以纠正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（2013年修正）第一章第十条规定：“带有欺骗性，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，不得作为商标使用。”
然而实话实说，纵然有这些明文规定，可能也算不上佛教寺院的硬性撑腰条款。按国家工商行政系统的管理原则来讲，或许只有寺院把自己的名字注册保护了，才有维权的把握。不过试想太平盛世里，所有寺院和道观都跑去工商局注册保护自己的名号，估计这社会也颠倒到一定程度了。
但话又说回来，一个严肃的宗教信仰符号被商业行为如此亲密地捆绑和享用，千百年来都叹未曾有。从讲究正义和秩序的“自然法”层面来看，借圣敛财之心委实可诛，抵突“自然法”俨然是人神共愤的节奏。
从操作层面讲，涉及名称、字号、商标之类法律法规，都属于协调民事纠纷的范畴，而民事领域里讲究的是“民不举、官不纠”。如果多数寺院在被卖名甚至卖身的状态下昏昏噩噩得过且过，于涂污三宝不起烦恼，亚洲国际散杂货运输展览会落户中国上海(图)，这佛法衰微江河日下也就随它去了。但如果哪个寺院还刚骨尚存、有志争取，哪怕整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再模糊再空白，在维护“公序良俗”上也不会随意失了民心，这个国度的这一丝希望，一定还有留存。
政府官员们都爱讲“工作抓手”，如今汉传佛教界在商业洪流中的维权抓手，除了目前有识之士们反复提倡的“单方面宣布免门票”以外“单方面拒绝景区盗用寺院冠名”，或许同样是个有力的抓手。全中国这么多寺院命运雷同，只要有一个“拒绝冠名”的成功判例，渐进地也就“一空一切空”了。重要的是，哪家寺院哪位大德站出来，勇敢发声。
北京海淀的中关村里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基督教堂，信众汹涌门庭若市，但方圆多少里之内绝对看不到类似“海淀堂咖啡馆”这种招牌。而“法门寺”这个老字号，大到政府和财团、小到挂件儿零食卫生纸，都用得心安理得毫无挂碍。中国人对自家的信仰，有着一种格外的不矜持和不客气。
马克思曾说过：“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，它就会铤而走险；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；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，甚至被绞死的危险。”这段话并不适合今天的中国，在今天的中国地界儿上，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赚到银子圈到钱，那是本事乃至于是“正义”，怎么会有什么莫名其妙的“原罪感”？当年一身铜臭的曲江集团，给“法门寺景区”设计的广告词正经儿八百是“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世界唯一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供奉之地”，自己都被自己的“正能量”感动得一地鸡皮疙瘩。
像以寺冠名这类借圣生财之道，披上文化和传统的时尚外衣，摇身一变就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新思路。这份天经地义的理直气壮，有时候看得人陷入一种疑情，简直搞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该不该有操守要不要有底线。中国人的家底儿该有多廉价，中国人的心地该有多贫困，中国人的矜持退守到哪个地步了，这样的商业现象才能大行其道？
明贤法师曾经总结了“功德箱财政”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上，佛教的功德箱曾经一度肩挑着寺院自养、地方政府收入、民生经济等多重大任。地方政府带领寺院以圈地开景区、拦路收门票的方式发家致富，几乎可以调侃为中国特色语境之下的“政教合一”。
曾有声音为地方政府辩解说，把寺院开成景区宾馆餐厅游乐场，也是一心为了搞活地方经济、增加人民收入，不应该把他们的初衷做“有罪推定”。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，为了富裕尤其是“一部分人的先富裕”，在“不争论”的要求下毅然下水，奋勇争先地摸着石头过河。
然而时隔三十多年后，眼看着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实现了翻身，却在思想文化、道德水准、价值信仰上出现了大滑坡，然而当初那批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依然愿意继续泡在水里，不肯上岸。但时代的风向是一定会转换的，无论是经济领域，还是社会和政治领域，全面规范是众望所归，“全面上岸”是大势所趋。
“政教合一”、“庙产兴商”这些不规范不地道的发展模式，迟早要被叫停被治理。有鉴于此，仍然还寄生在“宗教经济”身上的利益相关人群，仍然还在为“宗教搭台”铺设方便的有关部门，都有必要赶紧擦干上岸、另谋出路。